前言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有大量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作为学科作业，仅作为个人对此进行学习思考所做的阶段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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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党的早期实践中发轫的。首先，我认为中国特色这个定语，是一个路线而不是结论，中国特色指经过中国实际国情检验，在中国的环境背景下摸索出来的；认识到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合于所有国家；我们也可以给出诸如“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德国特色资本主义”这种名词。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这是我党不断强调的认识。中国革命由三民主义，我党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是“走历史必由之路”[1]；最后，中国革命与发展时间不长，我们既看到自上而下的不成熟，及中国稍显不足的国际影响力，也不应过分苛求，要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摸索中的进行时。因此，本文主义探讨三个问题，首先关于历史必由之路，即为什么科学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其次，中国特色的特色在哪里，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前的实践及对其的一点希望。
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学说与主义具有复杂性，无法说明其师承何处，但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例如社会主义首先具有社会可以认为改造而非纯粹自然的产物这种利维坦式反亚里士多德思想基础等等，中国的政治路线首先承认马列主义的许多原理作为普遍真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汤麦斯-摩尔到马克思，一直到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合作的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奥大利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等等，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些社会主义分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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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坚持使用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给西方世界认识中国带来了困难，直到了许多人一说到“中国特色”就想到共产主义，产生意识形态上的负面联想，想到“古拉格群岛”和“日内瓦医生”，但我们依旧使用它，这说明中国社会从根本上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具体来说，是具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初期”特征，并且，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受中国人民承认。毕竟在考虑用词时，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外国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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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在新中国临时大宪章《共同纲领》中并未写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高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再稳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当时中共高层领导的共识；而现今我们大肆提及社会主义，正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触手可及，“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发展和人民的要求已走到了全面小康这个前途，已可以对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进行规划。当然，可以做这种长期计划，正是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优于资本主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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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具有特征：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尚未实现完全平等。生产工具等并非私有财产，因此没有人对人的剥削，实现“不做工，无衣食”的社会主义原则。国家保持生产手段之公有，保持劳动的平等和生产分配的平等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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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基本主张有：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使生产手段变为社会的财产，结合工业与农业，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主义使阶级消灭，渐使国家消亡，“在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国家机器送到古物博物馆，与纺锤及铜斧为邻。”[2]；资本主义对宗法社会家庭的破坏为社会主义两性关系及家庭的最高形式打下了基础；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友军，“我们对小农的任务，首先在于把他们私有的生产与财产，转成集体的，但我们不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示以模范，予以帮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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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归纳，中国社会改造最早最深也是当前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重要特征在经济关系上，特别是所有制及分配制度。
何谓历史必由
自由并不是任何气候条件下都能长出的果实，因而也不是任何人民都能拥有的。虽然对历史必然性的讨论与争议从未停止，在社会发展道路上坚持必然性的群体也相信着不同的必然，且不说中国社会制度发展是否走的是历史必由之路，我认为对当前政体与制度的质疑源自对希望抱有的幻想。人民没有体会到道路已被切断，没有体会到一切呼声都不可能实现，因而对“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的论断有所保留。在思考资本主义为何不适合中国的同时，不妨想想社会主义为何不适合美国，相关的讨论前贤都做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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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对社会制度的分析上，应该考察国家条件，如幅员气候文化富裕程度等等，而对其的评估，应该以目的为导向。所谓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一般来说，政治结合的目的在其成员的存续和繁荣。我们可以由这样的分析与评估，来考察中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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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首先，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失去了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天下”的概念，继而有了“中国”的认识；我们幅员辽阔，拥有近十种气候条件，地形上划分了三级阶梯，民族与人口众多，加之我们允许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中国内部的生产能力、文化经济情况都并非统一。但在这样的不统一下，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我认为一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自古有天下大同的说法，相比资本主义对个人面包、奢侈品的注意力，中国人自古注重群体的幸福、自然情感的维系而非人为构建的差异与关系；而中国革命选择社会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受到的剥削与地位的低贱造成强烈的反抗意识密不可分；总体来说，近代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大国，因而没有盈余给贵族或君主制，也没有条件实现直接民主，我们需要缩短赋税回到纳税人手里的路径，需要平衡主权者、国家、人民之间的距离；分析我们的社会条件，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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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实际隐含了矛盾学说与与经济要求；将在下一节进行进一步讨论。
中国特色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国不会全盘照搬其他国家模式，也并非找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外衣来披上。中国自身国情与发展要求的筛选下形成了许多中国特色在，在此我仅讨论两个：一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一是邓小平的计划与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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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38年列宁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声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这种“完全适合”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固有的”，虽然这些形而上学的观点被斯大林塞进《联共党史》，但实际1920年5月，列宁在阅读布林《过渡时期经济》时就留下了“对抗与矛盾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4]这一论断。无产阶级国家与农民矛盾的问题如此复杂，以致列宁后来可以说抛弃了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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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用对立规律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5]遗憾的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执政党并没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正处》并没有展现它指导实践的功能与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威力。但我依旧在篇幅有限的文中提及此，是因为公开承认存在矛盾的突破性，及其对基本矛盾的妥当提法。分析社会主义矛盾的性质，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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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为改革的基本依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们改革经济制度，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6]《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基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认识。“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产主义的特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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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这不仅是邓小平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曾严厉批评宣扬穷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共产党宣言》分析了早期无产阶级运动物质条件尚不具备时产生的一些不成熟的思想，指出随着早期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革命文献，内容是反动的。它们倡导普遍地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8]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18世纪的共产主义对消灭阶级特权与差别，过平均主义的贫苦简陋的生活的设想称为禁欲主义、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而中国需要在1984年重提这个问题，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原因，是因为林彪与“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与穷社会主义对中国生产建设带来的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深远，以至于需要进一步强调生产的发展是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的“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强调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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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提及计划与市场经济，是因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应该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性设想中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商品货币关系将推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将有计划地组织和管理经济活动。20世纪列宁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剥削联系起来，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起来，作为两个根本对立的概念；在之后的实践中，苏联建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大体也是按照苏联模式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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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在此标准下解除了经济与社会制度的绑定，从而大大解放了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了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列宁说：“小生产者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资本主义被很好的限制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虽然搞不明白市场经济手段姓什么，但坚决地进行尝试，这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常用方法——试错，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实践。
任重道远
如此可见，我们有共产主义理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成员的续存与繁荣作为评判标准；但我们一定要谨记“磨镜台”的教训——光念阿弥陀佛，是成不了佛的；我们要谨记，中国的整个体制应该要随着国情与人民要求，随着自身缺陷改变，而不仅为人民设立自以为是要求；更甚，为了人民我们可以牺牲主义，而不能为了主义牺牲人民。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页
[2] 《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
[3] 恩格斯《论西方的农民问题》
[4] 《列宁全集》第60卷，第281-282页
[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
[6]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63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