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中，各种思潮假定存在某些根本性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终极意义：
——那些重要而有名的学科（形而上学、伦理学、神学、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提出的各种各样声称已经找到获得知识与真理的最好方法的主张，其有效性何如？
——什么是人应当的生活，如何找到这种生活？
——上帝是否存在，如果有，他的意图能否认知或至少是猜测？
——宇宙，尤其是，人类的存在，是否有目的？
——如果有，它实现的是谁的目的？
——如何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些问题与在科学常识上一般认为已有满意答案的那类问题是否类似？
——如果不类似，如何使对它们的回答有意义？
这些问题在政治学中长期处于中心地位。而政治学中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个体应当服从其他个体或个体的联合？
十九世纪两大解放性的政治运动——人道主义与浪漫主义；以及保守派、自由派、激进派与社会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但其中的理性分子共享这样的假设：认识到自己时代饱受道德冲突折磨，认识到这些问题本身是真实的、迫切的，所有头脑清楚的人都可以理解；这些问题的解答都值得一听；无视问题或假定问题不存在是无济于事的。
正是出于对问题的正视，并认为存在使手段与目的一致的方法，十九世纪充斥着为生存、自我表达、为了控制而斗争的没有得到代表的群体——英雄、牺牲者、道德与艺术的代表人物。
二十世纪，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大会上的“Salus revolutionae suprema lex”标识了新时代的到来：如果革命需要，那任何东西，不论是民主、自由或个人权利，都必须牺牲。
这里，对问题的认识即为——人的行动是出于有意识的、可以通过辩论而改变的信念，而人的信念受制于阶级，阶级受制于客观形势；人寻求的并非幸福、自由、公正，而是安全。因此，明智的革命立法者，并非试图将人从框架中解放出来，而是要根据自然科学技术带来的时代新需要，确立自己的框架。框架的价值来源于不容置疑的信仰，框架由少数专家建立，人们相信专家能带领人类解决问题，控制任何浪费人的能量或放慢历史车轮的图谋。前提假设存在一种固有正确的前进的车轮，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人们做自杀性的蠢事，使他们免受太多自由、太少束缚之苦，免受空虚之苦。
所以，对于问题的解决手段，20世纪的左右两派都受了一条捷径的影响——消除问题本身，否定问题的重要性，拒绝试图回答问题的必要性。方法是通过专家的疏导与控制，让大部分人意识不到或不再承担面对这些问题的责任。
建制者通过改变陈旧的社会组织形式，同时能消除心理学上不同的偏好和选择性，来保证在政治原则问题上的一致性。国家训练个体不再被那些一旦出现和被讨论便会涉及体制安全的问题的困扰；建构强大与完善的制度框架、“神话”、生活与思想习惯，以免突然的冲击或缓慢的衰败。将所有的内部冲突都视为邪恶或无用的自残；将思想的争执，道德、情绪与智性的碰撞和一些特殊的心里状态，视为对个人与社会都必须遵守的通往秩序良好、无痛苦、满足、自我平衡状态的唯一路线的危险偏离。
所以，尽管同样存在着不公正与不幸，即便是能言善辩的人也越来越少地表达自己。
在少数人掌握权利的伊始，犬儒主义与悲观主义不过否认大多数人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激进地发展到这里，已认为个人理智的困惑是技术问题或可以消除的神经症——可以建立平稳运行的机器，来满足成员的生存需要，允许个体最优化地使用资源。
而这种观念之所以能得到广泛地发展，是基于人在此前的种种实践，由于技术发展与社会节奏不一致，导致了难以承受的经济与道德灾难；人开始期盼一个可以防止灾难发生的世界甚过避免一个沉闷平庸的世界；于是，相比此前，对自由、平等、文明、真理等的呼声中包含的空幻感日渐加深。
特定的人群走向唯一的方向，方向确实仍然并非不可改变的，但改变的程度有限，且对其的干预是少数人利用和控制社会行为机制实现的。
“框架的价值来源于不容置疑的信仰”，二十世纪，这种信仰即是对科学的信仰。
从前，人们相信解剖比诗歌重要是因为解剖可以导向真理，而诗歌不能。而其实更为有力的缘由是：“解剖”不会产生独立的生活目的，不会提供可以作为善恶、真假独立标准的经验，不会轻易与教条发成冲突。
20世纪许多科学家已认识到，宗教信仰与对科学的信仰已然成为同样的避难所。
对此的批判，并非否认用应用性学科解决问题的有益性；只是，把人的所有需要以及对终极问题的解决，同化为依照科学技术方法可以满足的需要，把所有问题与渴望归结为只有专家能校正的脱位——再具体一点，把人类的需要理解为社会体制内监狱、教养院、学校与医院里的人的需要，可能并非正确的积极的观点——它否认了大多数人的理性与创造性。
国家以善意的活动，压缩了个体犯错的范围；为了个体的福利、卫生、安全、健康、免于匮乏与恐惧这些显而易见的福利，剥夺了个体的自由；建立了一种简单有序、不受道德冲突折磨的生活。
对此的批判，也并非完全否认此种发展的合理性——我们需要社会控制措施已防止不断更新的社会力量与形态可能带来的混乱与贫穷。
总结起来，人类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压迫是为了生存，而生存主要是去压迫。
而反对这种倾向的观点也没有有效且严格的论证。
相对欧洲，二十世纪的美国更多地延续了十九世纪的理想，像是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的余响。
二十一世纪正在不断推进，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在发生变化，政治观念还在不断演进。在某个阶段，我们也许忘记了douceur de vivre、自由的表达、人与人关系的多样性、自由选择的权利、忍受的艰难、屈服的无法忍受；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在已有的安全的体制下，由于受到的威胁相比此前受到的小，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期望自由。
诚然，为了经济安全，不牺牲自由，不牺牲捍卫自由的组织，不牺牲最低限度的福利，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我们的体制不断强化，不断呼吁更多的信仰、更强力的领导、更科学的组织的时候（*尽管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来说，组织的科学性与多样性其实不够），随着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对自身无知的认识，对人类未来的担忧逐渐地增强，也许我们能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特定的宽容，为少数人的目标多留些空间，多一些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消除问题。认识到合理与正确不一定必须作为一般原则机械地狂热地运用；审慎地将一般运用到特殊。
是的，对于人来说，服从权威并非由于它的绝对与永远的正确性，而是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当我们对安全与功利逐渐淡然，我们也需能开始弱化这种服从而不影响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
【柏林原话】不公正、贫困、奴役、无知，这些东西也许可以通过改革或革命来治愈。但是人不仅靠与邪恶战斗而生存。他们靠个体或群体一些积极的目标而生活，这些目标极其多样，鲜能预见，有时不容。正是靠对这些终极的、不可公度的、不能保证静止也不能保证变化的目标的强烈关注，正是通过个体或集体对这些目标的竭力追求（无计划的、常常没有技术装备的，既没有明确的成功希望又得不到官方认可的），个人或民族的生活才达到其最佳状态。
后记
毫无疑问，我浅薄的生活经验都存在于21世纪。我对它有着许多困惑：
尽管大数据时代降临，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并不严肃，对待记录也不够审慎。若要说起来，我们的历史观是相对稳定的，我们的历史是相对平静的。这种稳定到不可察觉，这种平静源自何处？这是一个问题。
在政治与哲学观念上，我们似乎少了问题，少了困扰，少了折磨。难道这些问题业已得到解决？我在想也许是这些问题由某种手段消除了；其他矛盾与需求抢占了其核心地位。我们存在在一个不需要去思考或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只要跟着由精英引领的康庄大道就能通往我们原本苦苦探索着去达到的目的地，并且不用如从前般怀疑这个目的的可到达性。
21世纪的中国似乎不存在鲜明的政治观念；更一般的，鲜少有普通人对政治观念进行思考与辩论，即便有，也不那么成体系，不那么使人有从属感或亲切感；不那么重要；确实，这种思考辩论会导致我们的社会发展缓慢，改革的周期长，但是，也许允许这种形式的演变，允许意见的割据与攻占，相比精英式的领导，更能带来思想上的繁荣与政治观念的实在存在。并且，成为体系或恢复政治学问题的重要性，并非某处或单个国家的实践能做到的，而应是人类群体的。
再有，是当下人对自由的认知——明显感到人们开始讲自由的地位重新摆高。也许21世纪会有稳步的变革呢。
一直以来我存在着这样的小念头——共党走得这么远，相比国民党执政期间，并非其相应执政期内（20年不到）不幸更少，而是反叛更少了，对一个稳定政权带来安全的渴求更强了。这与大环境的演化一致。
对于自己的这些困惑，试图搭一个架子。
同样的，也许并不能达到目标。
希望手段和目标是一致的吧。
或许我们没没能经历某种力量的高潮与终结，但也许有幸能见证它的复兴。
Surtout,Messieurs,point de zèle
先生们，稍安勿躁
